上一周是浩浩荡荡的开学季。今年，我家老大开始上门口的公立学校。在这之前，我对美国学校没有太多实感，分不清K-5的意思，也不清楚学校什么时候放假。如今，这些信息忽然成了日常生活里需要弄明白的事情。
开学流程、需要准备的物品、学校与家长沟通的方式，对我来说都有些陌生，这让我感到紧张。当然最牵挂的还是孩子，新班级里只有他一个说中文的孩子，他会顺利适应新环境吗？
孩子开始上学，也把我对于学校、机构和系统的种种印象重新带了出来。我渐渐意识到，担心里既有关于他的事情，也有一些属于我自己的经历。
我想进一步理解这两部分经验如何交织。孩子入学，有时也让第一代移民父母重新面对陌生的环境，规则和关系。当我们能够辨认其中被唤起的自身压力，就多了一些空间，去了解孩子真正经历了什么，以及她/他需要怎样的支持。
移民路上形成的“通关模式”
对于经由留学、工作等路径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，从语言考试、学校申请，到工作、签证和身份，移民之路可能伴随着一连串需要达到的要求。很多结果影响着实际生活，却并不完全由个人决定。一项关于急性压力的实验研究发现，社会评价威胁和不可控性，是与较强皮质醇反应有关的情境特征。
在这样的经历中，提前准备、密切留意外界评价、迅速调整自己，都可能是有用的应对方式。问题在于，当生活条件发生变化，我们的自动化反应依旧是“通关模式”或“生存模式”。对一些人而言，即使暂时没有紧急任务，也很难安心地慢下来。
对于很多生活在第二语言环境中的移民来说，听到英语、进入一个全英文的会议，或者走进一个需要快速用英语回应的社交场合时，身体可能先紧了一下，而意识还没有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这不一定表现为明显的焦虑。可能只是肩膀不自觉地收紧，说话前多停顿了一秒，注意力突然变得集中，开始快速判断别人有没有听懂自己，也可能是在一群人同时说话时，大脑像突然增加了很多后台程序，不仅要理解内容，还要判断语气、幽默、暗示、关系和自己应该如何回应。等到回到熟悉的语言环境里，那些程序才像一个个被关掉。有趣的是，这种生理差异并不总是与主观焦虑同步。
一项针对瑞士男性的小规模实验发现，在需要公开表现、接受评价的任务中，使用被参与者视为第二语言的标准德语，相较于母语瑞士德语，伴随着更大的皮质醇升幅，但两组在自评压力、焦虑以及测得的心率反应上，没有显著差异。
一些第一代移民即使在生活逐渐稳定后，仍然觉得很难放松，或感觉放松会带来不安全感。孩子入学，可能让这些问题重新出现。新的流程和沟通任务本身需要精力，看到孩子进入自己不熟悉的社会化环境，父母过去面对移民过程形成的压力反应，也可能随之被唤起。于是，眼前关于孩子的担心，又叠加了潜意识里自己“够不够好”，“会不会被理解”，“会不会被接纳”的顾虑。
当父母的担心进入亲子互动
父母的经验会怎样影响孩子呢？一项关于儿童期社交焦虑的代际传递研究显示，父母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可能延伸至孩子所处的环境。研究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：在儿童中期，父母对孩子受到负面评价的担忧，和介入式的教养方式，可能在社交焦虑代际传递的多条路径中发挥作用。这项研究提醒我们留意，对孩子的担心里，有多少是已经发生的事，又有多少是我们熟悉的负面预期和自身的压力反应。
这种影响可能出现在很小的互动里。例如，父母因为担心孩子被排斥，不断提醒他“要主动一点，不然别人就不喜欢你”，因为害怕他跟不上，急着纠正每一次表达。原本想提供帮助，说出来的话却可能让孩子觉得，自己必须尽快表现得更好，才有机会被接纳。
另一项研究发现，父母向孩子传递关于陌生事物的威胁信息，可以增加孩子对这些事物的恐惧反应。父母紧张，并不意味着焦虑会必然传给孩子。值得调整的，是那些反复出现、可能限制孩子探索或表达的互动方式。这意味着父母可以有焦虑，最好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保持觉察，这会帮助理解孩子的立场和需求，从而避免把过去的压力经验传递给孩子。
这里所说的“意识化”，可以从一个深呼吸-停下来开始，问问自己，当我急着替孩子解决问题时，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现在的感受，与孩子表达出来的感受，是不是同一回事？
例如，孩子说“今天没有和别人一起玩”，父母心里可能会想到“他被孤立了”。但这句话背后还有许多信息需要了解，比如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，孩子想不想加入，他自己有什么感受。带着这些问题去听，才能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什么。
当多种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
“拥有双文化背景让我感到既特别又困惑。特别，是因为它丰富了我的身份认同：我热爱印度文化，觉得它拥有深厚的传统、道德观念与美感。困惑，是因为在许多情境中，我感觉同时属于两种文化似乎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。我的两种文化在约会和婚姻等问题上的看法非常不同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。”
——19岁、第二代印度裔美国人
“在我看来，双文化主义既是一种二分，也是一种悖论：你同时属于两种文化，但与此同时，你又似乎不真正属于任何一种文化。”
——19岁、第一代华裔美国人
当一个人同时生活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中，这些文化在她/他的内部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一个容易产生的误解，是把“整合得好”理解为两种文化最终融合成一种，而把“整合得不好”理解为仍然觉得它们彼此分开。
BII(双文化认同整合) 研究提供了一个更细致的视角，将双文化经验区分为“文化距离”和“文化冲突”两个维度。这样的区分帮助我们看到，文化身份的整合并不是一个从“不好”走向“好”的单一路径，也不是一个最终完成的结果。两种文化如何在一个人内部共存、协调和呈现，可能是一个多维、个体化并且不断变化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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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种文化有差别，并不必然带来内在冲突。一个人可以在家和在学校使用不同的语言、遵循不同的习惯，同时觉得这些生活都属于自己。值得留意的是，研究中指出，文化冲突与感受到的歧视、语言压力和跨文化人际关系压力有关。这提醒我们，文化冲突感可能与一个人体验到的具体人际互动相关。我们可以留意孩子在学校里，他的名字、家庭语言和生活经验是否受到尊重。
在家庭中，我们不需要着急替孩子决定，她/他应该更属于哪种文化，而是让她/他知道，多种文化可以以属于她/他自己的方式，在她/他的生命中存在。
不断探寻的归属感
“My body is burning with the shame of not belonging, my body is longing.”
— Warsan Shire, Home
第一代移民出于不同的原因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。在漫长的文化适应和生存压力中，我们忙着应对新的语言、规则和关系，也可能忽略了移民本身伴随的失去、哀伤和脆弱。
对一些人来说，故乡并不自然意味着安全和归属。他们或许正是因为无法被原来的环境容纳，才选择离开，并在新的土地上找到安家的可能。但新的生活并不会自动抹去过去的失落。有些故土需要怀念，有些也需要哀悼，这会帮助建立新的归属感。
归属感有时是一种主观的身心感受。即使在熟悉的语言和文化中，一个人仍可能感到格格不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寻找归属也是寻找自己的过程，我是否可以接纳自己的历史，文化，不同，在与他人连接的同时，不丢失自己。
荣格在讨论“自性化”中提出：“自性化并不是把世界隔绝在外，而是将世界汇聚于自身。”
当我们对自己的经验多一些觉察，也可以给孩子更多一些空间，让她/他慢慢找到世界中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正如一首诗里所写 “This is the world I want to live in. The shared world.”
“这就是我想生活其中的世界。一个共享的世界。”（Naomi Shihab Nye ，Gate A-4）
Referen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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